周秉宜一行走访中央红军村——永安小陶石峰村，向红军墓敬献鲜花。

参观永安洪田马洪村红军标语博物馆。

永安书法家向周秉宜老师赠送书法作品。

有一种精神，从血雨腥风中走来，在历史的长河里，沉淀为中华儿女无私奉献的意志；有一种家风，从风云激荡中突围，在文化的长廊里，凝聚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结晶。

对于国家而言，这种红色精神弥足珍贵；对于家族来说，这种革命家风堪称瑰宝。12月21日至23日，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宜、侄女婿任长安，在永安市与当地文化工作者一道，观摩红色文化遗址，感悟周总理的家风，研讨红色精神传承。

周秉宜到访的缘由

周秉宜是周恩来总理胞弟周恩寿的三女儿，现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会常务理事。她的爱人任长安，现为《中国智库网》顾问。

周秉宜自小跟随周恩来、邓颖超夫妇在中南海西花厅生活，前后将近20年。如今，她主要在家中潜心研究周家家族史和周总理对“封建家庭”的革命实践，除必要的实地考察、调研外，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。此次，应永安市燕城爱心协会会长万曲的邀约，她和爱人一起来到永安市，讲述周总理的家风，考察、调研红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。

据万曲介绍，周总理的生母名叫万冬儿，祖籍是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向塘镇合熂村，而万曲也出生在合熂村。许多年前，合熂村的万家人，为了修族谱，找到了定居于江苏省扬州市的万竞成，并从他珍藏的族谱上得知，周总理竟是万竞成的表哥。2015年8月，周秉宜和爱人任长安一起到合熂村的万氏宗祠祭祖时，结识了万曲。

周秉宜从万曲那里得知，2005年5月15日，永安市燕城爱心协会成立，10多年来，持续开展助残助老、助学助病、爱心支教、美化环境、捐书捐衣等志愿服务活动，使困难群众真切感受到民间普通人群的关爱，缓解了痛苦和压力，重拾起生活的信心。在周秉宜看来，这种文明善举，正是对红色文化中无私奉献精神的一种诠释，是契合新时代下红色精神传承的具体行动。

周恩来与三明之缘

周总理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。

在三明这块红土地上，也留下了周恩来的战斗足迹。1932年10月，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“围剿”，红一方面军发起建黎泰战役，连克建宁、黎川、泰宁3座县城，10月18日，红军攻克建宁，周恩来、朱德、王稼祥率红军总司令部、总政治部、中革军委进驻建宁，周恩来、王稼祥率总政治部驻在建宁县城县衙小白楼办公，楼上东侧前部大间为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卧室。12月底前往黎川。1933年7月中旬，周恩来、朱德由江西重返建宁，指挥东方军在宁清归作战，8月18日，到泰宁指挥东方军在将乐、沙县、顺昌等地作战。10月还在泰宁倡导开展城市“清洁卫生周”运动，带领总部工作人员、红军医院的医生、护士及城区群众共数百人上街打扫街道，疏通沟渠。11月，在建宁主持召开部分红军领导干部政治工作会议，并与叶剑英、彭德怀、杨尚昆、张纯清、刘伯坚、李克农、滕代远、袁国平合影留念。12月12日，闽赣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建宁文庙召开，周恩来为大会作政治报告。1934年1月4日，周恩来回到瑞金。

综合永安市地方党史研究者的观点，关于周总理与“永安”的缘份，现今大致有三种说法。

第一种是和“永安”之名的缘份。据史料记载，1931年4月下旬，由于中共党内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后叛变，导致党的中央机关面临巨大灾难。这年5月的一天夜里，周恩来、邓颖超夫妇紧急撤到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1953弄的永安里44号避难。2014年，永安里44号，作为周总理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，被确定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。而在永安里这条弄堂内，还有一处住所，曾是中共六大后中央秘书处文书科设立的一个文件阅读处，周恩来、李立三、项英、彭湃等人，都曾到那儿阅读文件，指导工作。

第二种是和“永安”之地的缘份。1934年7月15日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、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，联合发布了《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》，除毛泽东、朱德外，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、王稼穑（即王稼祥）也具名签发了这份宣言。据《永安革命斗争回忆录》的记载，1934年7月间，为落实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，红九军团为护送红七军团“北上抗日先遣队”过闽江，曾途经永安城周边的几个乡镇。

第三种是和“永安”之人的缘份。位于永安市洪田镇马洪村的逢源堂，最早是廖氏祖屋，1934年8月，红十五师（少共国际师）进入永安洪田，将师指挥部设于此。现今，这里还完好地保存着200多条红军的标语、漫画。其中，在逢源堂正门内的大厅右侧墙壁上，还留有一条“共产党十大政纲”的宣传标语。这“十大政纲”是在中共六大上通过的。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，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，为贯彻落实中共六大会议精神,做了大量工作。而那条保存下来的红军标语，则是红军在当地宣传贯彻中共六大会议精神的真实写照。在那个时代，为保留下这些红军标语，当地群众付出了很大代价。

革命家风历久弥新

在与永安市文化工作者座谈时，周秉宜深情回顾了在周总理身边的生活，与大家一同感悟周总理的革命家风。

“总理对我的教育，就是要让我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。”周秉宜说，周总理不光对她是这么要求的，对所有周家人都是这样要求的。周秉宜还记得，周总理曾对她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我们周家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，封建家庭有很多坏东西，而我就是要带领你们投身无产阶级，走一条革命的道路”。也正因此，“总理要求我们老老实实做个普通百姓，所以周家人打小就没有所谓干部子弟的优越感，从来就没有。”周秉宜说。

“从记事开始，诸如‘你们小孩子没有为人民做过贡献，没有资格坐公家的车’之类的教诲就不绝于耳，总理和七妈自然是关爱我们的，但这份爱，也是严格的。”周秉宜说，在西花厅生活的孩子们，必须守规矩。主要的规矩有：不能喧闹，必须保持绝对安静；周总理和秘书们的办公室不能随便进，不能享有领导干部子女特殊待遇；不该看的不看，不该问的不问，不该说的不说。

西花厅的保密规定十分严格，对待小孩也不放松。周秉宜回忆，一天晚上她正和伯母在客厅聊天。这时，周总理的保健医生进来，请邓颖超审看总理的保健食谱。邓颖超马上停止了同周秉宜的谈话，并请医生到她书房去谈。后来，周秉宜才知道，一般周总理的餐饭都是西花厅的厨房来做，保健医生开具食谱，多半与周总理的身体微恙有关，而那是绝对需要保密的。

周秉宜说：“作为孩子，最大的‘特权’就是，在我七妈（邓颖超）的允许下，可以走到总理办公室的门口，给他递个纸条，提醒他休息片刻。”按周总理的规定，家里的小孩子上了小学，就不能再在西花厅吃饭，必须去吃大食堂。周秉宜记得，她上小学的那年9月，总理的卫士长发给她一个搪瓷缸、一把勺子，给了她两毛钱，让她和哥哥一起到国务院第三大食堂打饭吃。从那以后，除了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外，无论刮风下雨，她都是到大食堂打饭吃。

“放学后，有空的卫士叔叔，会租一辆三轮自行车来接我们，租金是由‘七妈’支付的。要是没人接，我们就自己坐公交车回家。偶尔，我们还会花上几个小时，走路回家，把省下的钱，用来买糖吃。”周秉宜笑着说，“周总理从不干涉他人的决定，他只给人讲清楚道理，然后让人自己选择，所以我从小就养成了自主选择的习惯。”

据周秉宜回忆，1964年，周总理专门以开会的形式，跟周家第二代年青人讲家史。在教育子侄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上，周恩来首先念念不忘的是要孩子们扎根基层，去做工人、农民，去当兵，做一个普通劳动者。当国家需要的时候，他们还要积极响应国家的召唤，起模范带头作用。果然，在周总理夫妇的动员下，子侄们纷纷投身农村、军营和工厂，为国家发展、社会主义建设贡献青春和汗水。

家风建设，要见红色精神

此行，周秉宜与爱人任长安，先后到永安市小陶镇石峰村、洪田镇马洪村，考察了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工作。

在小陶镇石峰村，他们走访了小陶战斗遗址红军纪念亭、北上抗日先遣队石峰村驻扎点瓦窑头厝、石峰纪念馆等地，被当地人对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行为所感动。周秉宜还在石峰纪念馆大厅的留言簿上写下了“永远的红军”的签名。

在洪田镇马洪村，他们参观了中央红军标语博物馆。这里主要依托少共国际师指挥部旧址“逢源堂”和红军医院旧址“作求堂”内原有的红军标语的基础上，设置了8个展厅、7个主题来进行布展，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红军的革命纲领，以及同人民群众割舍不断的血脉情感。

周秉宜说：“保护红色文化遗址，可以让后人接受红色精神的教育，同时再把这种红色精神的教育，贯穿到我们的家风建设中，就能让这种宝贵的红色精神代代相传。”（记者 彭峰 三明日报永安记者站 魏兴谷 文/图）